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一个流行的说法：“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国家、民族和人民，都是社会的重要构成。以此来说明时代的特征，虽然政治的味道浓了一些，但是在我们中国人看来，还算是比较全面的；而若从西方人的观点看，则至少缺乏一种非常重要的构成，这就是宗教。一个社
《寻踪》讲述了世界七大宗教的起源和发展，包括印度教、佛教、儒教、道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它讲得通俗易懂，直观明白。但是，我可以理解它关于其他宗教，尤其是西方宗教的讲述，唯独对它关于儒教的讲述不能理解。
宗教的本质是信仰。一种宗教，一定会有某种不可怀疑，并且是不允许怀疑的东西，这种东西构成其最核心的信条或内容。安瑟仑的名言“我相信，所以我理解”大概最典型地体现了宗教的这种特征。因此，《寻踪》说印度教和佛教的领袖是神秘家，而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领袖是先知，因此这两类宗教是神秘型的和先知型的，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无论是神秘还是先知，都可以成为芸芸众生相信和信仰的原因或理由。但是它说儒教的领袖是圣贤，因而中国的宗教是圣贤型的，就不太容易让人理解。圣贤可以令人景仰，也可以让人学习，但是一定会让人相信和信仰吗？一旦没有了信仰，还能称之为宗教吗？
宗教是有组织形式的。这表现为在特定的时间到特定的场所举行特定的活动，比如赶庙会，在教堂里做礼拜，斋月间禁食等等。而在这些活动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宣讲教义。它的目的是把教徒聚集起来，不断地向他们灌输教义，使他们能够永远忠于宗教。按照《寻踪》的说法，中国在汉代建立了孔庙，由此儒教成为中国的国教。儒家经典成为国家官学，儒学则成为国家教条。这样的说明显然把儒家等同于儒教。且不论这样的等同是不是符合实际，我们至少可以问：儒教的组织形式是什么呢？是散见于各地的孔庙和孔子像吗？我不知道中国有多少孔子庙和孔子像，又有多少孔庙是用来传达儒家思想的场所。但是，如果儒家经典与孔庙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如果拜孔庙的人并不是儒教的信徒，而儒教的信徒并不需要定时定点地去拜孔庙，那么像孔庙这样的场所和拜孔庙这样的活动还能够算是儒教的组织形式吗？
也许中国的宗教与西方的宗教不同，不能以西方的眼光来看待和衡量它。《寻踪》就认为中国的儒教与皇权结合在一起。儒家官僚传递儒家经典，而皇帝是他们的最高老师。皇帝代表“天”，是“天子”，因而集世俗和宗教权威于一身，形成“国家崇拜”。这样的解释也许有道理。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中国皇帝的“天子”象征就一定是宗教崇拜呢？皇帝这种国家形式与宗教形式又有什么关系呢？顺治信了佛，到五台山出家当了和尚，康熙不是依然做他的皇帝吗？可见和尚是和尚，皇帝是皇帝，不会有什么组织上的瓜葛。而老百姓除了见到皇帝要磕头外，大概也就是道听途说一些皇帝的故事，与皇帝不会有什么组织上的关系。我不知道一个人一辈子会听说多少关于皇帝的故事，但是我想，绝大多数老百姓一辈子也不会与皇帝见上一面。因此我不明白，在老百姓与皇帝的关系中，与宗教的组织形式有什么关系？
宗教拥有教徒。教徒从精神上信仰教义，在生活中要参加宗教组织。有了这样一个身份，不仅要实践集体的宗教活动和仪式，而且个人还有其他许多宗教活动和仪式，比如基督教徒的祷告。当然，祷告本身也是多样的，早上起床，晚上入睡，一日三餐，还有各种活动的前后等等。韩国著名女子围棋手赵惠莲由于周末要去教堂做礼拜，放弃了围棋大赛冠亚军之战，在棋界引起一片哗然。许多中国人也有吃斋念佛的习惯，他们不一定会去参加集体的宗教活动，只是在家里摆设佛堂，供奉佛龛，按时烧香拜佛。这些活动和仪式是教徒信仰的体现，也是教徒身份的认同。“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这话说得俏皮，表明心系宗教的重要性，但是也道出一个教徒终归还是要有一些表面形式的。在我看来，一个教徒可能是半路出家，也可能是从小就受到洗礼或剃度。因此无论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他的这些活动仪式都在告诫他他是一个教徒，或者由于他是一个教徒，他就要有这样活动仪式。但是儒教有教徒吗？如果说一些人是信奉儒教的，那么他们有身份认同的活动和仪式吗？如果说有，那么这些活动仪式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宗教具有鲜明的排他性。宗教之间的冲突一直存在，这是因为教义不同。甚至同一教派内，由于对教义的不同理解也会产生相互排斥，甚至演变为流血冲突。基督教的历史大概最典型地说明了这种情况。今天人们强调宗教对话，大概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消除不同宗教之间的敌视和冲突。但是儒教有排他性吗？众所周知，汉代统治者曾经利用儒家思想治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这不过是一种治国方略，而不是宗教行为和活动。至于说儒家思想是不是由于被独尊而成为儒教，儒家思想与其他学派如道家、墨家、法家等学派的思想的差异是不是具有宗教那样的排他性，乃是需要认真研究的。我们还知道，道教在中国早就存在，而且有自己的道观和教徒，这大概是正宗的中国宗教。此外，佛教传入中土，与中国文化相融合，形成了中国的佛教。近代基督教和基督教思想的东进，并在中国扎根发展，也形成了中国的基督教。中国之所以有自己的宗教，外国一些宗教之所以能够进入中国并在中国得到接受和发展，大概与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儒家思想――的作用分不开。因此人们常说的，儒家思想和精神有一种兼容性，它能够吸收和同化一些外来的东西，包括宗教。所谓兼容性，难道不就是没有鲜明的排他性吗？而一旦没有鲜明的排他性，还能够称为宗教吗？
汉斯・昆是世界著名神学家。他试图把所有国家的起源，思想文化的发展，伦理制度的建立，都与宗教联系起来，由此强调宗教的普遍价值和重要作用。他强调，没有诸宗教之间的和平，便没有诸民族之间的和平；没有诸宗教之间的对话，便没有诸宗教之间的和平；没有全球性的伦理准则，便没有诸宗教之间的对话；没有一种全球性的伦理，便没有一种全球性的共同生存。由此可见他向往世界和平的拳拳之心。我看得出他的学术背景，赞同他所向往的世界情景，也能够理解他对宗教的强调和信赖，但是他对中国儒教的解释，无论如何我是无法理解和认同的。在许多国家，宗教确实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是在西方国家，它们经历过长期政教合一的时代，宗教渗透了社会结构的每一个部分和角落，起着举足轻重、甚至是支配的作用。基督教的经典文献《圣经》融入了思想文化的方方面面，在意识形态领域起着潜移默化的主导作用。但是应该看到，在一些国家，至少在中国，即一个几千年来主要以儒学为主导思想的国家，并不是这样。对于这样一个国家，从宗教的角度来理解，并不是不可以，但是把儒家理解为儒教，把儒家思想理解为宗教思想，肯定是不恰当的。而一旦这样的解读行不通，试图从宗教的角度来解读中国乃至世界各国的起源，也注定是有问题的。在我看来，从文化的角度解读儒家学派及其思想，可能会更为恰当。在这样的文化解读里，人们仍然可以看到宗教在其中起源、形成、发展和变化的过程，只不过视角开阔了，人们可能会看到，对于一个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宗教并不一定是至关重要的因素，至少不一定是唯一重要的因素。
（《世界宗教寻踪》，〔德〕汉斯・昆著，杨煦生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4月版，65.00元）
（本文编辑：李焱）
 |
